基层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建设被称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征途的“最后一公里”，是中国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攻坚之战。 “建设好基层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是中国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总体战、攻坚战，被称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征途的‘最后一公里’，也是保证在2020年基本建成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目标中最困难的部分。因为在城市街道社区和乡镇农村社区建设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已经不只是公共文化领域的工作，而是需要与社会全面对接，把相对单纯的文化工作纳入更为繁难的社会治理工作。”日前，2016年度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重大项目——“基层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建设理论与实践”在京开题，首席专家、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高丙中在开题会上表示。 小中心要承担大使命 “公共文化服务”概念的提出是我国现代国家治理理念创新的标志；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成为国家发展规划的基础工程，是我国政府落实“以人为本”执政理念的重大举措，也是改革开放的成果惠及普通民众、增强全体人民在日常生活中的幸福感的民心工程，取得了在世界范围内都令人自豪的成绩，受到知识界和实务界的高度肯定。在最近10多年，国家的公共文化服务投入从偏向大城市、专项的图书馆、博物馆、体育场馆，转向以均等化服务为价值并照顾城乡基层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 基层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是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端口部分，它直接服务基层社会，融入民众的日常生活，事关整个体系建设的完整和功效；既依托于国家通过文化惠民提升公民素质的现代国家建设战略，又是平民百姓依靠公共资源改善自己的日常生活品质的机会。中心的规模虽小，却事关大局。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整合基层设施资源、建设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的改革任务。2014年，文化部开始推进基层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建设试点。目前，项目设计者、领导者、实践者、参与学者正在进行反思、调研、评估、总结，为大范围推广、改进提供经验教训和示范模式。 为了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更好发展，学界基于专业的调查，指出了现存的各种问题，包括公共文化政策与法规体系不够完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受财政投入不足的制约较大、公共文化服务均等化的地区差距仍然很大、内容建设与设施管理方面存在缺陷、多元参与机制欠缺、公民的参与意识和能力不足，以及公共文化机构绩效评估体系不健全且公信力不彰等。 本项研究正是要在这项公共政策实践及其扩大、升级、再实践期间发挥专业的知识贡献。高丙中表示，课题的研究方向并不是去解决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具体的问题，而是要研究解决问题的思路、方法、策略。“本课题要解决的总体问题是：基层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作为一种国家公共制度是什么性质的实体，如何依据自己的性质定位而优化组织和可持续、有效地运行，以期达成特定的国家战略目标并实现社会利益和居民福祉？通俗来讲，就是这个小小中心深含着什么大使命，如何组织、运行才能够完成这些大使命？”他说。 公共文化服务与社区治理相结合 本课题的基本研究对象是国内10个从2014年开始的基层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试点，再根据比较研究的需要，参考国内外的其他案例。“我们首先要建立一份历年来各个部门和各项重大工程在基层社区基于公共投入积淀的基础设施清单，弄清楚基层的基础设施存量状况，并对其进行评估。其次，要完成一份法规、制度清单，弄清楚国家在社区建设、财政保障、税收减免、公益捐助、文化产业、社团法人等方面形成了哪些法规和制度，还需要在哪些方面进行补充。再次，对所涉部门和机构的资源进行整合，形成新的组织，建成法人组织应该成为基本的发展方向；最后，在运行过程中的内部治理方面应该建立理事会，通过理事会开展内部治理，外部治理要吸引政府、经济组织、社会组织、公民个人参与，形成多主体共治局面。”高丙中告诉记者，从研究内容来看，包括下述紧密联系的5个方面，也就构成了课题研究的5个子课题：“现代国家社区文化服务中心体制与机制的国际案例比较研究”“基层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建设的创新案例报告”“基层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的制度建设研究”“基层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的内容建设研究”“基层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的组织与运行研究”。 高丙中表示，在最基层的社区建设文化服务中心，强调其“综合性”，就是基层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具有基于文化，以文化为主且全方位涉及各个领域、各个层面的特征。课题研究的具体思路正是围绕基层文化服务中心“综合性”的认识和落实展开的，研究内容包括明确需要综合什么（硬件设施的综合和服务内容的综合）、何以能够综合、如何综合、综合之后如何可持续运行的问题，思考方向是把公共文化服务与社区治理相结合。 “我们不把公共文化服务体系视为内敛的、封闭的，而是开放的；不是建成之后才开放，而是在建设的过程中就是开放的，开放给社会组织和志愿者。”高丙中说，不应该在公共文化领域划分出两种人，一种是主体，即服务的提供者；一种是对象，是服务的接受者。扎根在基层社区的公共文化服务必须从头到尾都是向社会开放的，居民不应是建成之后才出现的服务对象，应该是建设过程的参与者，也应该是建成之后的服务过程的主体。“一方面，基层公共文化服务采用多元主体的治理方式运作；另一方面，公共文化在地方的服务过程本身也是地方社区治理的一个内在组成部分。”他说，项目需要研究基层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与现代国家体制的关系，不仅是文化系统的内部事务，而是牵涉到宣传部门（党员教育）、民政部门（社区管理）、教育部门（撤乡并校后留下的校舍）、司法部门（普法宣传）、卫生与计生部门（医疗与健康）等众多党政部门、机构的事务。基层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一方面要借助这些部门历年所提供的公共服务在基层的存量而成立，另一方面，它的成立、建设与运转又需要克服这些部分的条块分割、各自为政所形成的体制限制。 将非遗工作纳入社区公共文化服务 高丙中说，在这种外部体制约束下，还需要确认基层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应该提供什么内容的服务。“我们对于基层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建设的思考，在内容结构上有一个建议，就是把非物质文化遗产正式纳入到社区公共文化服务。”他说，10多年来，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在全国铺开，得到国内外的广泛赞誉。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和非遗保护作为公共文化的两大序列，可以自成体系、各自存在，但是要它们真正发挥作用，就必须体现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之中。当前，许多基层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建设的试点地区把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结合进来，让居民既来学习文化，也来分享自己的文化。但是受理论认识或部门分工的影响，非遗并没有被视为公共文化。这两个序列应该在基层社区更好地结合、共存。为此，在研究中将坚持把非物质文化遗产传习与公共文化服务结合为一体，彰显“公共文化”概念的意义。 将公共文化服务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在基层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结合，由此形成全国性的社会生活常态，其意义是十分重大的。“中国自近代以来形成了一个文化分裂的格局，一方面是政府和专业队伍的意识形态、科学技术、西式文学艺术，另一方面是人们日常生活中的文化传承，按照中国非遗的分类就是10个类别的民族民间文化。这是我国从传统社会发展成为现代国家的过渡阶段，但也是一个应该尽早结束的状态。”他认为，当下正是官方推动传播的文化往下走，民间的文化往上走，在基层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交汇、并存、共生，从而完成中国近代以来的文化转型，结束文化分裂格局的最好时期。 “以文化为载体的基层公共服务中心是现代国家广泛采用的公共制度，我国近年来把它纳入基本建设的组成部分，确实有内生的依据，但是不可否认，这一实践借鉴了国际经验。”高丙中表示，我国的社区实践仍然有继续借鉴他国经验的需要，而迄今我国知识界尚没有提供具有丰富细节的国外具体社区的运作案例，更没有以此为据的国际比较。因而本课题的内容还包括国际案例的比较研究。“国外的案例研究要有指向性，也就是要回应国内的试点所提出的问题。我们的组织与运行研究、内容建设研究、体制问题研究，都要来自国内的试点，也要帮助解决在试点中发现的实践问题。国内的试验仅两年左右，但是已经有一系列的经验材料被整理出来，成就十分可贵。但是毋庸讳言，这些知识产品还只是初步的概括，至于它们与所处的体制的关系、与社区的人口和社会文化历史的关系、运行的真实过程与机制、所涉及的众多利益相关方，并没有一个整体性的描述与分析，而这恰恰是我们的课题要做的最基础的研究。” 实践与学术并重 高丙中表示，除了为基层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建设提供理论与实践支持，助力打通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最后一公里”外，通过调查获得的大量资料也意义重大。“国家公共文化服务的供给从专项的图书馆、博物馆、体育场馆等建设到完整的体系建设，再到新起的基层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的建设，成绩卓著，积累丰富。但是真实、完整地记录这一场持续几十年、伴随时代转型的文化体制改革案例的学术成果十分罕见。我们的团队大多是案例研究的专家，能够提供高水平的调查报告，以新型的知识生产方式提供高标准的案例成果，为学界进一步的分析、讨论提供依据。”他说。 此外，课题研究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为社会治理、社区治理提供了政策性和学术性贡献。“现行的基层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建设试点是我国30多年行政体制改革和文化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在基层社区交汇的产物，既是个人服务的内容、对象，也是社区治理的手段。因此，基层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的建设与运转不仅是文化领域的事务，在一定意义上也是利用文化开展的社区治理机制。因此，本课题的调查研究对于社会学、公共管理的学科建设也具有开拓价值，这两个学科在公共文化及其服务体系建设方面的研究一直是很薄弱的。另一个方面，公共文化服务是多学科的研究对象，社会科学的规范方法、经验研究、民族志方法、统计分析方法，都是必要的。我们的参与对于增强公共文化服务研究的多学科性具有重要价值。”高丙中说。 开题会议上，相关学者还介绍了他们在贵州省黎平县、重庆市沙坪坝区等地调研的预研究成果，许多专家针对预研究阶段的经验、教训对课题未来的研究方向提出建议。专家认为，公共文化并非简单的概念，需要考虑多方面的因素及其相互作用，例如，宗教活动能否纳入公共文化服务考察、公共服务与公共文化服务的关系、人口流动与社区边界问题、公共文化的划分、国内外比较研究的维度、田野调查的要点等。 推荐： |